维斯瓦娃·辛波丝卡

维斯瓦娃·辛波丝卡(Wislawa Szymborska)很早就为自己拟好了墓志铭,这位女烟鬼得肺癌已经很多年,活到88岁,这个“逗点”已经足够长。2月1日,住在波兰克拉科夫的辛波丝卡在睡梦中去世。在大地之下长眠,她的墓碑上会有“牛蒡”和“猫头鹰”吗?

辛波丝卡是第五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裔作家,第三位获得这一奖项的女性。去年,波兰总统科莫洛夫斯基授予辛波丝卡波兰国家最高荣誉白鹰勋章,以表彰她对波兰文化的杰出贡献。对于辛波丝卡的去世,科莫洛夫斯基写道:“几十年来,她用乐观、对美和文字力量的信仰,鼓舞着波兰人。” 科莫洛夫斯基说,辛波丝卡是波兰精神的守护者。

波兰文化部长博格丹·兹德罗耶夫斯基在一份声明中说辛波丝卡是一个正直、忠诚、憎恶任何形式名誉的人。“她理解他人,理解弱者,对他人怀有极大的宽容。”声明中说,“另一方面,她只期望自己谦虚地活着。” 波兰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在他的推特上说:“辛波丝卡的去世是波兰文化不可挽回的损失。”

辛波丝卡一生只公开发表约400首诗歌,每隔多年,才出版一本薄薄的诗集。辛波丝卡在波兰享有声誉,创作生涯从1950年代延续至今,她也是波兰最受欢迎的诗人,《巨大的数目》在1976年出版时,1万册在1周内就售罄。不过,辛波丝卡在波兰境外知名度不高,中国普通读者熟悉辛波丝卡有赖于电影《向左走,向右走》,在这部电影里,梁咏琪饰演的女主角翻译并朗诵了辛波丝卡的一首名诗《一见钟情》:

也是因为这首《一见钟情》,启发了辛波丝卡的同胞——导演基希洛夫斯基拍摄《红》。

1923年,辛波丝卡出生于波兰科尼克,8岁移居波兰古城克拉科夫,她在那里一直住到去世。在大学,辛波丝卡研究社会学和波兰文学,1945年3月,她在波兰日报副刊上发表了第一首诗《我追寻文字》。1948年,当她出版第一本诗集时,波兰成为社会主义国家。在对旧作风格做修改之后,诗歌直到1952年才出版,诗集名字是《活的理由》。辛波丝卡最初的诗歌写作包括这部处女作,符合那个时代的政治要求。对于早期这段诗歌的创作经历,她之后有着失望和憎恶。

1970年,她出版自己的诗全集,阿拉维斯居然没有收入首本诗集中任何一首作品。后来,她告诉诗人和批评家爱德华·贺希,“在我创作初期,我热爱人性。我想为人类做些什么。很快我意识到,我也做不到。”

1957年,她与早期政治信仰和诗歌创作告别,活跃于团结工会一系列运动中。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她诗歌的创作和发表,她总是小心翼翼地处理政治主题,甚至有意让诗歌远离政治。1954年的《自问集》渐渐远离政治,关于爱情和传统抒情。1957年的《诗唤叶提》跟政治没有半点关系,里面只写人与社会,人与历史,人与爱情。之后,她连续出版了诗集《盐》、《一百个笑声》、《只因为恩典》。

在早期30年的创作生涯中,她只出版诗歌180首。在创作上,她希望以质取胜,每一本诗集她都追求变化和新技巧。在《巨大的数目》之后,她有整整10年没有出版作品,直到1986年的《桥上的人们》,诗集里只有22首诗。

辛波丝卡一生都低调地生活在波兰古城克拉科夫,在《文学生活》杂志社工作。辛波丝卡是波兰最受欢迎的诗人,她被冠名为这个时代的浪漫主义英雄。她的诗歌清晰简洁,她的戏谑和造词习惯,让她的译者头痛不已。辛波丝卡的绝大多数诗句都是冥想式的,但她还是会常常谈到死亡、苦难、战争和希特勒对波兰的侵略。

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沃什这样形容辛波丝卡:“害羞,谦虚,获诺奖对她是个负担。她在自己的诗里面静默,她不会把自己的生活写进诗里。”辛波丝卡更愿意做个隐居者,她写过一首叫做《隐居》的诗歌:

所以当199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,她有些没有做好准备,甚至有些担心。辛波丝卡自己也没有想到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会落到自己头上。宣布获奖那天,她正在度假,得知这一消息后,她有点紧张,她对别人说,诺贝尔文学奖对她而言非常抽象。她担心,生活从今以后也许不会像现在这么安静了。

瑞典学院给予辛波丝卡的授奖辞是,“通过精确地嘲讽将生物法则和历史活动展示在人类现实的片段中。她的作品对世界既全力投入,又保持适当距离,清楚地印证了她的基本理念:看似单纯的问题,其实最富有意义。由这样的观点出发,她的诗意往往展现出一种特色——形式上力求琢磨挑剔,视野上却又变化多端,开阔无垠。”

在之后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演讲中,辛波丝卡特地谈到了灵感问题,她说:“好几次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时,我也躲闪规避。不过我的答复是:大体而言,灵感不是诗人或艺术家的专属特权;现在、过去和以后,灵感总会去造访某一群人——那些自觉性选择自己的职业并且用爱和想像力去经营工作的人。这或许包括医生、老师、园丁——还可以列举出上百项行业。只要他们能够不断地发现新的挑战,他们的工作便是一趟永无终止的冒险。困难和挫败绝对压不扁他们的好奇心,一大堆新的疑问会自他们解决过的问题中产生。不论灵感是什么,它衍生自接连不断的‘我不知道’。”

她还说,“诗人——真正的诗人──也必须不断地说‘我不知道’。每一首诗都可视为响应这句话所做的努力,但是他在纸页上才刚写下最后一个句点,便开始犹豫,开始体悟到眼前这个答复是绝对不完满而可被屏弃的纯代用品。于是诗人继续尝试,他们这份对自我的不满所发展出来的一连串的成果,迟早会被文学史家用巨大的纸夹夹放在一起,命名为他们的‘作品全集’。”

尽管辛波丝卡曾参与过一系列政治运动——像大多数波兰知识分子那样,但她不算是个政治诗人,所以她的诗歌在波兰能长期出版。尽管如此,她依然通过自己的诗歌,隐喻、讽刺当时荒谬的社会和愚昧的人性。不过大多数情况下,她都在赞美生命和生活,比如在《种种可能》这首诗中,她写到,“我偏爱电影/我偏爱猫/我偏爱华尔塔河沿岸的橡树/我偏爱狄更斯胜过陀思妥耶夫斯基/我偏爱我对人群的喜欢/胜过我对人类的爱/我偏爱绿色/我偏爱例外/我偏爱及早离去/我偏爱和医生聊些别的话题/我偏爱线条细致的老式插画/我偏爱写诗的荒谬/胜过不写诗的荒谬……”这既是她对个人生命价值观的坦率表白,以及对个人生活状态的白描,也是彰显个人独立精神的可贵和生命多样的美好。

这句——“我偏爱写诗的荒谬/胜过不写诗的荒谬”——成为辛波丝卡广为流传的名句,在这句诗里,我们看到诗歌带来的希望。

她曾在接受《纽约时报》总编辑采访时,说自己的诗作经常表现出的是空虚感,这份空虚之感也许是源自于生命。但诗人却不因这份空虚之感而感到挫败,就像她所说的,对于生命、对于自我,诗人总是抱持着怀疑的态度,遇到疑问时,他们选择去面对,承认所拥有的一切缺点,并且耐心安静地守候他们的自我,试着回到那白皙依旧的纸张,内在激励之喜悦促使着他们不断去发现新的挑战。

她还强调说,“我的诗歌跟政治没有半点关系,它们写的是人和生活。”所以,她在另外一首诗《时代的孩子》中,控诉了被卷入政治的日常生活:

正如之前所说,辛波丝卡早早预备了自己的墓志铭,也提前描绘好了自己的葬礼,在《葬礼》一诗中不见死者和悲伤,只有无关者的闲聊,死亡是那样轻松的一件事情,她说:

“代我向未亡人致意,我得先走” “用拉丁文说,听起来庄严多了” “往者已矣”

她一生只出版了不到400首诗,对此,辛波丝卡解释说,“在我房间有个垃圾筒。晚上写的诗清晨朗读,少有幸存不扔进去。”

更多精彩尽在这里,详情点击:http://haitaoabc.com/,阿拉维斯

No comments yet, be the first!

Comments

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。 必填项已用*标注